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为“按键伤企”按下终止键丨大象评论

评论员邱延波

5月20日，中国第一部专门为民营经济发展量身定制的基础性法律——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将正式施行。

这部法律不仅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清晰的制度保障，还在第七章明确规定，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名称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、隐私权等人格权益，严禁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以侮辱、诽谤等方式恶意侵害民企及其经营者，并要求网络平台加强信息内容管理。

这标志着中国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从政策倡导上升到法律约束。

然而，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，民企频频遭遇网红大V、普通网民乃至舆论风波的诽谤与攻击，新法的实施能否有效终结这种“流量碰瓷”现象？

一、舆论漩涡：民企的困境与痛点

过去数十年，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，却也常常陷入舆论的“困局”。社交媒体的兴起放大了谣言的传播力，民企及其创始人稍有风吹草动，便可能被推上风口浪尖。

2021年，网络大V司马南针对联想集团及其创始人柳传志发起猛烈攻击，连续发布视频指控联想“贱卖国有资产”、高管薪酬过高、5G投票中“背叛华为”。这些情绪化、未经证实的内容迅速发酵，柳传志被扣上“汉奸”“买办”的帽子，联想品牌声誉受损。尽管联想多次澄清，股权改制符合市场原则，5G投票属技术问题，但舆论风波已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。

2024年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也未能幸免。3月，因产品包装被质疑“采用日本元素”，农夫山泉陷入“媚日”风波。谣言进一步发酵，钟睒睒被贴上“忘恩负义”“崇洋媚外”等标签，甚至有人杜撰其家族背景与日本有关。这些毫无依据的指控导致农夫山泉销量下滑，股价波动。更为悲痛的是，钟睒睒95岁的母亲因担忧儿子被网暴，突发疾病不幸离世。钟睒睒公开表示，母亲的去世与网络暴力直接相关，并罕见向抖音等平台喊话，要求为谣言传播道歉，表达了对网络暴力的愤怒与无奈。

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共性问题：在社交媒体时代，民企及其创始人极易成为流量追逐的牺牲品。网红大V利用煽动性言论收割关注，普通网民为博眼球跟风造谣，而平台对谣言的管控往往滞后甚至缺位。

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生前曾坦言，网络谣言是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。

这种“按键伤企”的现象，不仅损害企业声誉，更动摇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。

二、流量陷阱：网络生态的暗面

为何民企频频成为攻击对象？答案在于流量经济的逻辑与网络生态的缺陷。

社交媒体以用户粘性和内容传播为核心，算法偏好推送情绪化、争议性强的内容。司马南的视频之所以迅速走红，正是因为他将复杂的商业问题简化为“卖国”“买办”等标签，迎合了部分网民的刻板印象。农夫山泉的“媚日”风波同样源于少数人将包装图案与地缘政治挂钩，制造话题，吸引流量。
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平台的纵容。

2022年，司马南被曝在美国购置房产，与其“反美斗士”人设不符，却未因长期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受到严格限制。直到2025年3月，他因偷税漏税被罚款926.94万元，账号才被封禁一年。农夫山泉事件中，抖音、微博等平台上的“媚日”谣言短时间内被转发数万次，平台却未能在初期有效干预。

2025年2月，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发布报告，指出AI生成虚假信息、杜撰热点等网络谣言泛滥，呼吁平台加强治理。这折射出平台在谣言管控中的缺位与滞后。

钟睒睒的公开喊话道出了企业家的无奈：面对谣言的病毒式传播，企业往往处于被动地位，平台的投诉机制形同虚设。这种“流量至上”的网络生态，让民企在舆论场中步履维艰。

三、法律赋能：民企的“护盾”与破局

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出台，为民企对抗“按键伤企”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。相比《民法典》《刑法》中零散的名誉权规定，新法有哪些突破？

首先，新法明确了民企的平等法律地位，规定政府和法院不得区别对待民企。这相当于为民企颁发了“平等身份证”，增强了其维权底气。其次，新法专设章节系统保护民企的人格权益，明确禁止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恶意侵害民企及其经营者，并要求平台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及时处理违法信息。这从“零敲碎打”的维权升级为“全套装备”，为民企提供了精准的法律保障。

以农夫山泉事件为例，若新法当时适用，企业可要求平台迅速删除谣言内容，甚至直接起诉造谣者，斩断谣言传播链。新法还对平台设定了明确义务，规定其必须优化算法、加强审核，杜绝谣言满天飞。2025年春节期间，“清朗”行动清理103万条违规信息、封禁9.7万个账号，展现了整治网络环境的决心。新法的施行，有望将这种“严打”常态化，促使平台切实履行“守门员”职责。

四、生态重塑：从法律保障到社会共治

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是民企发展史上的里程碑，但要彻底终结“流量碰瓷”，单靠一部法律远远不够。网络诽谤的隐蔽性与跨平台传播增加了取证和追责难度，例如农夫山泉“媚日”谣言的源头可能难以追溯。AI 生成虚假信息的技术滥用进一步加剧了问题。此外，司法效率与执行力也至关重要。民企面对谣言需快速止损，但诉讼耗时可能数月甚至数年，难解“近渴”。

公众的法治意识与舆论环境同样不可忽视。司马南的攻击能引发共鸣，部分源于网民对民企的刻板印象。新法实施需配合宣传教育，引导公众理性看待民企贡献，避免被情绪化内容误导。

未来，需从法律、平台、公众三方面构建健康网络生态。

法律层面：完善配套法规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，允许民企在谣言初期申请临时禁制令；细化平台处罚标准，明确其治理义务。

平台层面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，优化算法，减少争议性内容推送；建立透明的投诉处理流程，设立民企保护通道，参考“清朗”行动经验。

公众层面：通过案例宣传，如柳传志、钟睒睒事件，普及网络谣言危害，提升网民媒介素养。

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施行，为中国民营企业撑起了一把法治保护伞。从柳传志到钟睒睒，民企在舆论场中的苦痛折射出流量经济与网络暴力的双重困境。新法通过明确侵权责任、强化平台义务，为民企对抗诽谤提供了制度保障。然而，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，其效果取决于司法效率、平台配合与公众意识的共同提升。

在社交媒体时代，保护民企不仅是法律命题，更是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。唯有法律为盾，平台、公众共治为基，才能让民企免于“按键伤企”的威胁，在公平的环境中书写新的传奇。共同期待这部法律的落地生根，为中国民营经济注入更强劲的信心与活力。